有时候我真怀疑，这世上的通知书能不能也设置个保质期。过了两年还不发，那算谁的错？像李特这样用命换来的荣誉，通知书却愣是在机关档案柜里长了灰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烈士身份和领快递一样，需要自提、带身份证。一纸荣光，二年延误，有没有一种“烈士等候区”的既视感？
这个事一出来，我就纳闷：到底是通知书太难送还是这个世界缺点“见不得烈士空等待”的责任心？你说办个正式手续不稀奇，可问题是，为啥等了六十年才来个“烈士认证”，结果还差点被文件归于失踪物品？是不是所有文书都喜欢横穿几个省份，最后才不情愿地散步到目的地？中国的基层机关，难道一份烈士通知书，比俺村小卖部收发快递还不方便？
再回头看看人物。李特，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，这战术牛人身份在霍邱是招牌。说句不客气的，他那段人生走得太峥嵘了，从唐山工人运动，到莫斯科学习、到西路军突围，很多时候命悬一线。你要说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为了什么理想去“用命赌未来”？可能连咖啡都喝不完，就打包跑路了。
李特烈士通知书的迟到是个小细节，却又特别能反映一种宏大的尴尬：我们对过往的英雄，习惯了小步慢走，一切都挺到不得不办的时候才“象征性”给个交代。是文件流失了，是人手不够，是流程太长，还是对历史价值的敬畏太淡？到底哪里掉了链子？官方说没收到，民政厅推说没听说。听到这话，我头皮都麻：这年头，连烈士都能被“未收悉”怼在门外，“平头百姓”还指望啥？
你倒说，烈士通知书是啥？按理说，它应当是历史的盖章，是一种迟来的认可，也是对先人的交代。结果呢，这张纸被扣押两年，靠着文史员刘士洪一顿死磕才逼出柜台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刘士洪那种执拗，更多的光荣也许就消失在档案室的角落，改天哪位领导需要政绩了才顺手扒拉两份出来“补个数”。
事情最魔幻的地方就在于，那通知书编号是“001”。大数里头的头号，大概率是那年头第一个烈士荣誉。编号都这么洁净，文件却能卡在柜台两年，这事要搁在我家，估计还没等到批文，爹妈早就把快递小哥骂出门外了。你说，这事要没刘士洪亲自跑北京，最后李特通知书是不是就真成了“历史谜案”？烈士身份是不是也能由“等不等得到文件”决定？这世界是不是活给了跑腿的人看？
你要说历史选择人物，人物没得选历史。李特这一生，精彩得让人心疼，低调又扎实，该拼命的时候一根筋，该让步的时候懂得退让。谁都没法否认，红军里的“军政才俊”就是一颗棋，有过短板，有过冲撞，但最后还是保下了队伍、种子和希望。他没儿没女，这通知书等来时，不知道该由谁接。是不是只有档案员自己一边翻一边哭？
你仔细想想，烈士归来的荣誉为什么总是迟到？是制度慢、是权限多、是文件多，还是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当出头鸟？烈士通知书难送，这事听着像笑话，可其实拧出来就是现实的毛病。基层机关永远有各种程序，层层递交、级级审批，哪怕文件明明已经下达，仍然可能在档案里冻上一季，谁都不敢自己一拍脑袋拍板说“直接送过去吧”。
而且，还有个更难过的点：烈士牺牲时，家人等了六十年。不是每一个烈士都有后人等着给他领这份荣誉，那剩下的呢？是不是历史标签就是给活人发的，没亲属领的就算数被归零？你说这世界对光荣是不是也讲点“流通有效期”？我不是故意吹毛求疵，就是觉得哪怕是一张毫不起眼的文件，对烈士、对历史来说，都不是废纸那么简单。等了六十年，一份“迟到的答卷”，仅仅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吗？
刘士洪哭了，是气，还是觉得对不起那些用命拼时间的人？他不是烈士家人，更不是领导，自愿当了一回苦差，只想把文书递到人手里。老一辈红军，说李特人好、心细、能吃苦，可轮到名誉归位，却只能倚仗后人死皮赖脸地跑流程。这世界，是不是好人总要靠“自来水”式的后继者，才能让历史回到原位？
你说这时代，烈士荣誉均等吗？谁来保障这些迟到的认可不再迟到，不会被我们的漫不经心又缝进下一个柜子？是不是烈士身份都要凭一份跑腿证明？如果没有刘士洪，李特烈士通知书会不会就此“消失”？连烈士都需要民间监督，这流程哪里出了岔子？
我们一边喊着“勿忘烈士”，一边让通知书跑两年，还得靠脾气硬、泪腺发达的文史员撑场子。是不是所有认可都该自觉一些，少摆点流程架势？该谁的就是谁的，别让归属沦为折磨。
最后说个心里话：来得晚，总比来不了强。可要是每一次都是“幸亏有人去捡”，那这份光荣是不是也带点摇摇欲坠的味道？谁知道，下一个烈士通知书还会不会丢在哪个机关抽屉里，等一位性格刚烈的后人去要？
反正这世界如此，迟到总让人想问：到底还要等多少次，才能等到这份光荣不再迟疑？烈士的名字，是不是终究敌不过一份流程的磨损？你怎么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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