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晚期 黄花梨平头案(无牙板式)
长452.5cm 宽 56.5 cm 高93cm
从祠中圣物到商业筹码
此案闽做，体量之大，傲视群伦，堪称“黄花梨第一大案”,而其身世又是一个传奇。
它静静地陈放在福建莆田一个村庄的家族大祠中，从十六世纪开始，作为村民心中的圣物，连同案上的神明，接受拜奉。
明亡清兴，民国鼎革，日寇践踏，国共争雄，乃至土改，各个时代的血与火，从未对它形成风暴，带来不安。
腥风血雨和漫长年代，看来并不是最凶狠的摧毁者，世间还有更残暴者。
四百年后，一场空前荒唐的动荡,近乎摧毁所有的一切。虚妄的精神被疯狂高扬之后，国人灵魂又极速地摔入深渊。经历了饥饿和贫困之殇，村民像所有国人一样，萌发了莫名其妙的幡然醒悟。
展开剩余92%某一天，大案要卖掉的消息传来，古老的村落，大排长龙，等着分钱的画面代替了一起虔诚供奉的场景。
当全村百姓，人手一份散金碎银，沉浸在复杂情绪里，这是怎样的幻灭、无助和无奈。当然，一家老小的材米油盐的解决，让他们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泛出一丝喜色。这个画面能给学者们提供内容丰盛的当代社会学文本。这是文物外流百年史的一个缩影。贫困，让我们卑微地把多少宝物拱手相奉。
大案默默地告别这个温暖而冷漠的村庄，又告别了这个国家，辗转客居到美国。(马未都：《马未都说收藏·家具篇》，中华书局。)
像太多太多的文物流失海外一样，这一次，没有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船坚炮利。这一次，也不是国营文物商店经理积极组织的出口创汇。
这是贫困饥饿的农民和商人的你情我愿。
后续的故事，只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商业了，与其他的无关。
2013年春 ，黄花梨案作为一颗特大的商业筹码，被推上纽约佳士得拍卖会。最终以908.375万美元换手，买家为华人。如果非要提取意义，这可以看成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艺术品投资饕餮盛宴的一帧剪影好了。
“商业筹码”，本身属中性的表述。价值和道德判断上，笔者似乎更应倾向于褒义。多少历史的创造，往往就是商业筹码的产儿。黄花梨木材流通和家具制造上，商业彰显的张力，益为强烈。
“隆庆开关”的深远影响
商业，尤其是重大的商业开放，有时在短短的一刻，会大大改变一个国家面貌。
让我们再回到四百多年前。谈一件极为重要，而少为人知的商业大事情，当然也是政治大事情，这就是“隆庆开关”。 仅是从文物鉴赏角度观察，它与黄花梨家具息息相关，对明末文玩之盛功德大矣。当然，宏观看，国计民生为此改变颇巨。
1567年，即明代隆庆元年，隆庆皇帝准福建巡抚凃泽民奏议，开福建漳州月港为对外口岸，准许民间私人对东洋、西洋进行贸易。史称“隆庆开关”。
宋元时期，泉州已是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口岸。
明代洪武朝下禁海令后，恶法兴恶匪，更助江洋大盗，民间海商遂沦为走私海盗，日趋活跃。
月港，形如月亮而得名，“僻处海隅，俗如外化。”因偏僻不被官署注意，走私集团逐渐势大，“居民多货番善盗”， 官府连年围打，已剿不胜剿。嘉靖年，这里成为东南最大的民间(走私)贸易口岸，又有“闽南一大都会”之谓。
民间强大的现实力量，至尊的朝廷也要退让，旧日的法规和价值评说，也会因时因事而易。为解决朝廷财政拮据，尤其是要解除海盗困扰，明朝廷被迫在月港开关。
征战倭寇(其间多为中国海盗)多年的名将戚继光被调往北方蓟州为守将。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另一个时代开始了。
至万历年，月港贸易达到繁盛，取代泉州、福州港，为福建第一大港。
旮旯海湾，一步大棋，影响至深。有学者推算，隆庆开关后，至明朝结束，贸易让大明帝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德国学者弗兰克估计，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百年间，由于欧亚贸易，白银作为支付手段。相当于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，流入中国。(德·弗兰克著，刘北成译《白银资本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1年)
海上贸易发展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，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晚明“近代社会转型”、“早期工业化”(前几十年，多以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概念名之)的发展，二是导致江浙一带手工业的极大繁荣。这两点是我们理解晚明艺术品(包括明式家具)勃兴的基础点。
在隆庆开关前后，广东也是海外贸易的另一重镇，从正德年间，地方官员就向朝廷力争海外贸易权，嘉靖年间“复开番舶之禁”,重新准许非朝贡的海外国家船只入口贸易。同时民间海商走私一直未绝,贸易顺畅。
原料滚滚而来，正是隆庆、万历年间，黄花梨、紫檀等硬木家具浩荡而出的主因。
明崇祯朝，月港海关强行被关闭，又沦为走私的大本营。同期，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以厦门为基地，着手收复台湾，广被经营的厦门趁势后来居上。清初，厦门港取代月港，成为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中心。
流水老账，实为表明，为何在福建、广东沿海地区，一直盛产各类大体量的家具。口岸之便，遂有洋木之饶。闽作、广作豪放的用料方式，高大宏伟的形制风格，建立在材料有近水楼台上，煌煌大料就近可取。这一点明清两朝硬木家具概莫能外。
木料由沿海运到内地，就金贵了太多。江南地区，虽有太仓港，但进口热带地区木材，运输成本上高昂许多，江南家具在用料上，便来不得半点奢侈，这成就了苏式家具保持着精致细巧的一脉风格。
此处缺点成就彼处优点。当然，江南人细腻的工艺传统，是需要另外展开的话题。
明代艺术品繁盛的根源是政治黑暗吗
坊间有种奇妙的逻辑，认为明代政治的残酷高压，令文人不问世政，醉心于文玩韵事，明式家具、艺术品等遂得以繁盛。
这种历史的解读套路，沿用了几十年，相同的思路，还有对魏晋风骨的说法，认为此时名士蔑视礼法，独立特行，恣肆癫狂，强调精神自由，从而达到人的自觉、艺术的自觉，其原因是曹魏政权的黑暗残暴。
此等言论搞得貌似有对应性的合理，更好玩的是不经意间还有点像电影故事，设置了极大的对立和冲突，戏剧性、观赏性极强。
可是，细想后，就会大喊一声“错”，太想当然。中国历史，任何阶段，经济和文化的任何一点点繁荣和进步，其背景板,一定是在各种不同状态下，政治的松弛和无为。政治残暴能带来文化和艺术的昌明，官家的狰狞反让文人增长了闲情逸致，有这种逻辑吗。再说明代文人，您不满政治黑暗腐败，便回家挥金如土，大兴土木，广建园林，歌舞欢宴、浓香美酒、建购戏班，拥妓纳妾，搜罗古董与时玩， 以此广彰文人情怀。
如果政治极度黑暗，整个社会的精神一定是萎靡的，各个阶层创造力是枯竭的。一定是所有的人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所有的空间被打压缩小，你不可为官，不可发言，人的一切基本的权利已被剥夺，还有什么自我的逸情雅趣、高格的爱好。想想一切自明。
明初政治的确黑暗，但不可以明初概论晚明。对晚明社会，古人常以“天崩地解，纲纪凌夷”形容，当代明史学者认同当时的记载：“王纲解纽”、“法网松懈”，士庶敢于犯上，小官抗大官，士卒挠将领。隆庆、万历年间，“于是民间之卑胁尊、少凌长、后生诲前辈、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，盖其所由来渐矣。”(明·管志道《从先维俗议》卷二。)
宫廷朝列之上，言谏之风甚盛，正德年，许天锡“尸谏”。嘉靖年，海瑞“备棺而谏”。最著名的犯上之事，万历十七年，大理寺一个中层言官雒于仁，上奏章指责皇帝体弱多病是因为“嗜酒、恋色、贪财、尚气”(《酒色财气四箴》)。皇帝欲罚治，大臣却婉言相拒。这是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事件。“海瑞骂皇帝”是故事，但皇帝被大臣骂是真实。另一事，也颇富代表性，万历三十四年，朝廷派到云南的矿税太监杨荣被地方暴徒处死后，扔到火中，神宗无奈，只得以绝食数日，抗议大臣们办事不力。其实，当时的暴徒民变主要是在文官们的纵容下发生的。
明史界认为，晚明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，专制政体有所变化，出现了早期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。追求个人权利、享乐功利成为社会普遍思潮。专制权威大大的解冻，社会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，这也为经济发展，个人享受物质生活提供了保障。
我们继续把视角踏踏实实地转向当时的物质基础，马上会感到没有开放的流通，没有物产原料，没有市场的活跃和工艺的进步，文玩雅物、明式家具无从而来，文人何玩之有?
明中晚期经济的复兴和市场的活跃是工艺品发达的社会基础。工艺品制造的主体是市场和工艺之间的匠师。对于任何工艺品的发生，从材质和技术方面去考察，较之从社会观念、某个阶层精神取向方面的“推理”解释，更根本更可靠。
工艺水平决定光素与雕饰
长案本为厅堂或祠堂重器，供奉天地神明、儒、道、佛像，或祖先牌位， 它们自然地要表现出神圣、豪华的指向，以高大豪奢隐喻一种特殊存在，制作中追求高大、厚重，绚丽的气派，以加强对神明的尊重和肯定，加强对凡人的震撼，它要有意拉开与常人的距离感，要崇高而非平实，要铺张扬厉而非单调内敛。现实使用中，又彰示家族的富裕和地位，是宣扬社会身份的工具。如古人云：“为雕文刻镂，足以辨贵贱”。(《管子·法法》)。“故为之雕琢刻镂，黼黻文章，使足以辨贵贱而已”。(《荀子·富国》)。
这类家具是外向性的，带有强烈的社会象征性，一是面向本家族，二是面向社会人群。它是家庭兴旺，门庭风光的最重要体现，它们有极强的张扬性和重观瞻性。体量和纹饰都代表着权力、尊严、财富等社会象征。
本案还昭示另一个问题，它长四米五有余，为传世黄花梨最大的独板条案，是明晚期奢华使用黄花梨大料的代表作品。但它竟是光素式样，无雕无琢。如此一款重器，豪奢硕大，却“无雕无纹”，有违常理。有等级之意的体量，却无有等级之意的装饰相称，其因若何?
答为明晚期工艺历史的限制。当时黄花梨家具制作已经风生水起，但雕刻工艺及相关的图案设计尚在襁褓之中，还有一段成长之路，光素是当时的工具、工艺技术综合因素下的产物。
从技术角度解读大案结构
这件器物，凝聚着古今历史、社会状态、工艺发展等多方面丰富的信息，故可谓之“缩影”。
本例为存世最大尺度黄花梨独板平头案，案面独板，长452.5厘米，板中部厚9厘米，两端8厘米。几架为案式，正面为T字形，上端为上长下短两根横材，作“替木式”牙头。足下安托泥。两腿间三根横枨，形成两个空间，各嵌以牙条形成圈口。上长下短的横枨作用如牙头。横枨厚度与独板案面相若，与腿部方料气息相匹。一概方正，视觉感的讲究，体现着深厚的设计功力与深沉的设计理念。
下面从技术角度谈谈本案的结构：
(一)此案结构既不是架几案，也非常见之带牙板平头案。 此案牙头的处理方式，与一般夹头榫牙头连接牙板的不同，该案两牙头间并未连为一体成为牙板。双足上两个牙头，形如建筑“替木”一样，支撑案面，也美化造型。
这种作法，是牙头向牙板发展过渡期的表现，葆有五代、宋式案式遗风(尽管宋代的资料显示的都是夹头榫)。
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木榻上“替木”式牙头(见《文物》1980年第8期)，河南偃师酒流沟水库北宋墓砖刻“厨娘图”中“替木”式牙头，宋《槐荫消夏图》中“替木”式牙头，牙头形制与本案相近，未见牙板，后两者牙头下加了横枨，作为力学上考究。
最重要的资料是在河北省巨鹿县出土的北宋木桌，桌面与腿子上端有‘替木’一样的牙子。
宋代木案(河北巨鹿出土)
长88cm 宽66.5cm 高85cm
(见濮安国《中国红木家具》第21页，浙江摄影出版社)
宋《槐荫消夏图》(局部)中“替木”式牙头平头案
河南偃师酒流沟水库北宋墓砖刻《庖厨图》(拓片)中的“替木”式牙头案(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“替木”是中国建筑的重要构件。宋代称为“角替”，清代称为“雀替，”又称为“托木”、“插角”，置于柱与梁(左右为梁)、枋(进深为枋)的交接处，其作用：1.减少梁枋的净跨度，增强其承载力;2.减少梁与柱相接处的向下重力(剪力);3.防止柱梁的角度倾斜;4.具有审美观赏价值。它在柱的上端左右对称陈设，犹如美丽的翅膀，委婉的曲线增加了视觉效果，成为柱头上的装饰物。
建筑史研究确认，替木虽然基于力学功能需要而生，但其后发展更多是由于装饰审美，中华建筑无处无替木的装饰之美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引申理解案子上的牙头、牙板的由来和发展。明白它们来自力学，逐渐趋向审美的历史态势。
我们还可以观察到，极个别清早期案子，雕饰甚繁，但牙头上仍保留了此种“替木”旧式，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。
(二)此案结构为“平肩榫”，属夹头榫、插肩榫之外的第三种形式。其榫卯结构：腿足上端外口只作出挂销(舌头)，牙板、牙头内口开出槽沟，以腿贯穿组合，上承案板。
常规认为不论是平头案，还是翘头案，结构常常只可分为夹头榫、插肩榫两类。实际上，像本案这种牙头内侧与腿部外侧相固定的式样——平肩榫，自成一格，从明至清均有沿习，在苏作、闽作上亦有实物为证。只是其存量远少于上述两类。
清早期 黄花梨翘头案(平肩榫式)
长145cm 宽41cm 高97cm
(见朱家溍《明清家具》)
在清代，闽作中，这种直角牙头式样变为弧线化牙头。苏作中，它的变化益多，牙头多成圆型，以便雕饰，行内称为“元宝肩”。
清晚期 红木平肩榫翘头案，亦称“元宝肩”，苏式。
长240cm 宽42cm 高99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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