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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住的中南海附近，经常有来自韶山的亲戚前来。他们或是前来拜访主席，或是希望借用主席的影响力来为自己争取一些好处。韶山作为革命的发源地，很多亲戚曾在革命时期为毛主席提供过帮助和支持。对此，毛主席通常会抽空带这些亲戚在北京城游玩，自己也会拿出工资为他们购买一些土特产，但他从未为他们安排工作，亦不允许他们随意进出中南海。对毛主席来说，送礼是表达感恩之情，而提供工作则可能违背人民的信任，甚至侵犯了人民的利益。
然而，有一位亲戚，不需要经过毛主席的同意，只需通知秘书一声，就可以自由进出中南海，随时见到主席。这位特别的亲戚，正是毛主席的堂侄毛远耀，也是毛家唯一活到百岁的长辈，他与伟人有着相似的容貌。毛主席之所以对毛远耀另眼相待，源自他那颗忠诚的报国之心。
展开剩余84%1938年7月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所著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在国际间引起了强烈反响。书中揭示了中国在战火中依旧坚持抗争的革命精神，尤其是那些在生死关头仍不忘国家大义的革命者。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友人纷纷支援中国，给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注入了强大的力量。由此，党深刻感受到文字的巨大力量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在延安建立一个印刷厂，以便让更多国内外的人知道我党的抗日斗争，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反法西斯的行列中。
然而，建立印刷厂并不简单。它需要技术工人、印刷机器等诸多资源，这对于党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。大部分同志只见过印刷在纸上的文字，对如何操作机器毫无经验。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党仅找到了三台老旧的石印机，无法支撑这场舆论战的展开。于是，总政治部的同志们焦虑不已，围着几台机器，绞尽脑汁想办法。
就在此时，他们想到了一个人——毛远耀。毛远耀的名字，曾经在天津印刷厂打下了基础，成为解决印刷厂困境的关键人物。
1929年，韶山的一间教室里，年轻的毛远耀正在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书本上的知识。他身穿长袍马褂，手里拿着书卷，表情专注。突然，一位青年男子敲开了教室的门，递给毛远耀一封信，便匆匆离去。毛远耀略感奇怪，便打开信封，发现信上竟然什么也没有写。于是，他将信举到油灯上，渐渐地，纸上显现出字迹。原来，这封信是堂叔毛泽民寄来的，邀请毛远耀去上海工作。
正值战乱，能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，意味着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毛远耀的祖父坚决反对他去。尽管信中没有明确写出，祖父猜到这份工作涉及到革命。毛家已有许多人投身革命，亲眼目睹了许多革命者在国民党的迫害下牺牲。作为一个年老的长辈，他不忍心看到17岁的毛远耀踏上这条生死未卜的道路。看着祖父忧心的神情，毛远耀感到无比内疚，但面对家国大义，他毅然决定“不孝”一次，踏上了与毛主席并肩革命的征程。
1918年4月，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兴的社团——新民学会的诞生。该组织的成员通过自费出版《红学》和《三民主义》等杂志，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，并兴奋地谈论十月革命给苏联带来的巨大变革。他们激动地表示：“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奋力拼搏，何愁中国没有下一个十月革命？”
在新民学会的影响下，长沙的街头巷尾，红色思想迅速蔓延，毛主席等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也为此感到欣慰。通过他们的努力，1920年，湖南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长沙成立。新民学会的火种在湖南迅速蔓延，深深影响了毛远耀。
从小，毛远耀就听父亲讲述毛主席的故事，心中早早埋下了革命的种子，立志要成为像毛主席那样的人。1925年，毛主席回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，得知毛远耀的志向后，对他说：“中国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。”在主席的鼓励下，1926年，年仅14岁的毛远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，成为韶山的一名小战士，协助地下党完成任务。
1927年，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，毛主席不得不离开韶山，前往其他战场。临走前，他对乡亲们许下誓言：“30年内革命不成功，我毛润之绝不会再回来见你们！”那一日，细雨纷飞，毛主席带着对家乡人民的承诺离开了，而毛远耀则默默站在一旁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。毛远耀原本希望能跟随毛主席一起走，但由于年纪尚小，主席不放心他，决定让他留在家里等候。
终于，到了1929年，毛远耀得到了前往上海的机会。在离开韶山之前，他向祖父告别，留下了一句：“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见您。”在月光的照耀下，他踏上了毛主席曾走过的小道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
到达上海后，毛远耀才得知，毛泽民邀请他前往天津筹建印刷厂。从那时起，他便一直跟随毛泽民，协助处理工厂的各项事务。随着天津印刷厂的顺利运作，毛远耀转而返回上海，继续负责印刷厂并兼顾情报工作。
1937年，毛主席因看重毛远耀的表现，将他送往抗日联大学习。之后，主席对毛远耀的眼神和决心尤为关注，决定亲自培养他。于是，八路军总政治部认为，毛远耀是解决印刷厂问题的最佳人选。最终，他们写信请求将毛远耀调到印刷厂工作。
当提出这一请求时，干部们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毕竟毛远耀不仅是毛主席的亲戚，而且现在正供职于中央秘书办，工作比起一个刚起步的印刷厂要轻松得多。担心他不愿意过来，他们未曾料到的是，毛远耀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对于他来说，自己并不觉得身份特殊，只要能为革命做出贡献，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并不重要。在天津印刷厂时，无论是建厂还是校对，他都毫不推辞，虽然年仅17岁，但没人知道他是毛主席和毛泽民的亲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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